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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从前没有这些事?
周士相的回答是话语权。他很明确的告诉郭之奇,正因为把持了话语权,这些士绅才敢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。
“什么是话语权?就是舆论,就是说话的权力,或者说控制别人说话的权力。只要掌握了话语权,就能决定谁能说话,谁不能说话,谁的说话能被人听到,谁的说话又不被人听到。有了话语权,哪怕为非作歹,民怨滔天,以致人神共愤,可只要能管他的人听不见下面的话,那他自然就能继续胡作非为。”
周士相起身将湿了的袍子解下,“这些恶绅为何之前一直得不到惩治?便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有话语权,他们能够决定朝堂上的大人们听到的和下面说的绝对不一样,如此一来,他们自然能够继续渔肉乡里。甭管是明还是清,只要谁承认他的地位,承认他的话语权,他便认谁。连带着,剃发易服甘做满州走狗,为虎作伥,自也顺理成章了。”
“所谓民不举,官不究。试问阁老,那些受害者一无地位,二无财力,三无语话权,如何和恶绅抗争?...从上至下,官既是绅,绅亦是官,官绅一体,互相包庇,这等世道,是出几个清官就能整顿得了,就能天下太平,百姓安居的吗?”
“殿下说的,我是听明白了。但我以为,殿下有些偏颇了,毕竟这些劣绅只是少数,大多数士绅还是好的,否则,大明只怕早就亡了。”
郭之奇承认周士相说的不错,地方的士绅地主们是有着极大的权力,他们能够左右地方吏治,甚至还能影响朝堂决策。正是有了地主阶层的支持,太祖皇帝才能在江南立足,最终北伐大都,鼎立大明天下。及至现在,若非江南士绅早期对太平军的拥护和支持,太平军又哪里会迅速安定江南,稳定局面,迎立定武还都。所以周士相在江南局势稳定后,立即翻脸,颇是有过河拆桥之嫌,也难怪那些士人会将太平军视作当年的闯贼流寇。
郭之奇不是连城壁那等事到临头只会烧香拜菩萨的官员,也不是那些清兵来了吓得躲在山里做“遗民”的大儒,更不是平日贪赃枉法,城破之时一死报君王的所谓“忠臣”。对天启以来的朝政积弊,对时局,他有着自己的认知。他更是一个懂得变通的官员,否则也不会主动站出来支持周士相拥立唐王,为天下抗清军民再竖王旗。
士绅不纳粮、不交赋这一大明律并无明文,只是百年下来的“约定俗成”,郭之奇对其危害看得很透。满清能让江南的士绅交粮交税,为何大明不能?没有钱粮税收,军队拿什么打仗,朝廷拿什么发俸,又拿什么维持。若是士绅们仍如从前分文不出,国家事与他们无干,谁来降谁,那么恢复南都又有什么意义,难道只是为了等下一个甲申之变不成。所以,在周士相明言国库空虚,要在江南发起清欠,郭之奇是支持的。
只是郭之奇没有想到,周士相清欠的力度会那么大,打击的对象会那么广,从原先的征收欠赋演变成了打击江南士绅阶层,最后一发不可收拾,以致于人心尽失,连太傅钱谦益都辞官归乡,不肯再为定武朝廷效力。次辅连城壁也因强烈反对清欠而被迫督师安徽,病死任上。
之后的三案和现在的镇反,都完全超出了郭之奇对于“改革”的认知和底线,更让他生出对周士相的警惕之心,所以他这次亲自前来镇江,就是想问问周士相究竟想干什么,何时才能收手。
周士相却将一堆各地报上来的劣绅事迹拿来给他看,郭之奇不糊涂,他清楚周士相此举的目的,这位齐王显然是想拿这些劣绅来指代全部士绅,从而证明他是对的,堵住那些反对官员的口。
郭之奇肯定不能答应,也断不会就这么被周士相糊弄住,更不能容忍他再继续下去。镇反现在已经扩大到南都,各部官员天天都有人被抓进南镇,要是他真的认同周士相的说法,地主士绅都是坏的,都要加以镇压清洗,那从此以后,这朝廷只怕再也不信朱,而是信周了。
周士相是在动摇大明的国本!
再开明,再有除旧立新、蓄意改革一扫弊端,重振大明之念,郭之奇总是这个时代的文官,所以他不可能赞同周士相的说法。
地主士绅在大明存在了两百多年,在整个华夏存在了两千年,怎么能说扫清就扫清了。哪朝哪代不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,何人是士大夫,不就是地主士绅吗!
重用武夫,以武人治国,这不滑天下之大稽么!
周士相现在就是走在悬崖边,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!和士大夫为敌,古今从无好下场者!
三大案、清欠以及所谓的镇反给朝堂带来的冲击可是有明一代从未有过的,江南各地的士人对于太平军俨然是失望透顶,否则,哪里来那么多士绅参与暴乱,勾结满清呢。
什么是因,什么是果,在首辅看来,他比周士相看得更明白。
如果周士相不乱来,江南士绅如何会顺而复叛?
当然,首辅承认周士相的出发点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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